1957年，我升入心仪的闽清中学，1960年转入福州闽清第一中学高中读书，期间努力办好黑板报，积极参加修建学校操场的劳动和下乡参加秋收活动，热心打扫校园卫生，被评为《黑板报积极分子》《劳动标兵》《卫生标兵》，得到毛巾、日记本等奖品，记入校《光荣册》。
1960年高考，我的第一、第二志愿填写的都是北京大学生物系，第三志愿是华南矿业学院。
终于盼来了发榜的激动时刻，当我拿到被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，真是喜出望外，我金榜题名、光宗耀祖的愿望实现啦。我是家乡福州闽清县第二位考进北京大学的山区学子，第一位是白中乡的吴进贤同学。
报到日期就要到了，我挑着行李离开家的时候，父亲站着门前依依不舍地目送我，直到看不见我的背影。这是我第一次离乡背井，远赴京城。
当年没有高铁，火车也多是慢车，途中在鹰潭要调换火车头，在南京火车要轮渡过江，经过两天两夜才到达北京站。
接站的校车送我们新生到学校，之后送我到生物系报到、注册，我分配在生物化学专业2班，有34名同学。我的学号是6004082.
佩戴上北大的校徽，我十分自豪。
进入北大校园，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找不着北。
北大最美的景点是西校门、未名湖、博雅塔和办公楼。
每一个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洒在我们脸上，我们就满怀希望地开始新的一天。
我会迎着朝阳在有环形跑道的大操场跑步锻炼，随后到生物系食堂吃饭。学生每月有一张饭卡，划卡吃饭。
我每天背着书包和铝制饭盒，行走在宿舍--饭厅--教室三点一线间，不同的课，要在不同的教室，来回奔跑真有点紧张。
我最怕生化课听沈同教授讲课，他那浓重的口音我都听不清，做不了笔记；他还喜欢在课前出一道题目让我们作答。把气氛搞得有点紧张。
双休日，我们班的男女同学会步行到颐和园昆明湖游泳，在西校门留影。
那时候，北大理科是六年制，只有图书馆学系是四年制。北大对学籍管理非常严格，我的一位同乡同学，因为四门课程不及格，被勒令退学，原因是他沉迷于谈恋爱，不专心学习。
我在北大不仅努力学习，而且要求进步，经过申请、考验，在1965年毕业前夕，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我也加入过中国共青团。在小学时加入少先队，任两道杠的中队长。
1066年北大毕业后，因为发生武斗，毕业分配无法进行，直到1967年才进行分配。我们生化班34名同学，大多分配在北京，我和其他三位同学（章银梅、梁志国、陈建南）分配到中科院遗传研究所。还有分配到北京针灸研究所、农科院作物所的，最远的分配到新疆乌鲁木齐。
我在遗传所的工作不是我的专业，而是行政工作，先是担任秘书组成员，后来担任办公室主任和机要秘书、党委秘书，管理中央文件和档案室。
有一任党委书记钮友杰居然在档案室里办公，我觉得不妥，他不高兴，给我穿小鞋，把我送到所谓的中央党校分部学习半年，实际上是调虎离山，是打击报复。
我向科学院机关老领导匡冰、廖冰两位延安老干部反映后，我荣调到中科院归国华侨联合会担任办公室主任（晋升为四级职员，相当于副局），办公地点在中关村北一条甲6号，对面是著名的四不要礼堂。
我无论在哪里上班，都终于职守，热爱本职工作，兢兢业业，从不懈怠。在遗传所是模范党员，在中科院机关是先进工作者、优秀联络员，在北京市侨联是先进侨联工作者，在中科院是侨联工作积极分子。
青春是短暂的，但它留下的旋律将永远回荡在我的心中。
发表于 2026-5-5 03: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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