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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与英秀是 1965 年一同入学、1970 年毕业的物理系同班同学。同窗五载,毕业后又分配到同一单位,这缘分实属难得。 1968 年,物理系成立晶体管生产科研小组,我和英秀是组里仅有的两名学生,其余均为大学教师,能得此机遇,我们倍感幸运。 1969 年,珍宝岛事件突发,科研小组奉命迁往伊春。为保障科研不间断,物理系与当地相关单位组建了联合科研小组。同年,核威胁化解,我和英秀就此扎根伊春,成为 “文革” 最后一批支边学生,入职林业科学院机电室。在张哥带领下,我们耗时两年成功研制出两款晶体管产品;后为服务林业生产,转而投身机电项目的研究。 恰逢伊春市科委成立,亟需科技管理人才,英秀调任科委工作。同一年,单位为照顾家属生活,将她的爱人徐哥调入伊春企办中学。 我与徐哥本就相识,加上和英秀的同窗情谊,两家很快结为莫逆之交。我们都是异乡来客,又正值新婚,志趣相投、心意相通,平日里相互照应、往来密切,亲如手足。 上世纪八十年代企业效益向好,单位分发福利,徐哥与英秀总不忘捎一份给我们尝鲜;闲暇时我也常带酒登门,借着搓麻将的由头,在他家开怀畅饮、大快朵颐。频繁走动间,情谊愈发深厚,不是亲人胜似亲人。 他们夫妇几次远赴外省探亲,都将家中事务与英秀母亲全权托付于我们,从日常饮食到服药起居,无不悉心照料。这份沉甸甸的信任,让我们满心自豪。徐哥病逝后,英秀赴国外探望女儿,我索性住进老人家中照料。一日三餐精心搭配、从不重样,待她归来,一眼便见母亲气色红润、身形丰腴。那一刻,我仿佛多了一位至亲母亲,更觉圆满完成了一桩神圣使命 —— 彼时,老人已年近九旬。 转眼二十余载匆匆而过,如今英秀已定居海外,陪伴在女儿身边,相见不易。所幸隔着大洋,仍能通过视频连线,看着彼此历经沧桑却依旧温暖的笑容,心中便多了一份安稳与慰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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